抗法名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，从中法战争结束到最终安置广州，前后扰攘近一年，归国之路十分艰难。“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，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，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。”两广总督张之洞费尽心思，将黑旗军改编为“福军”，刘永福也得授总兵一职。“福军”从撤退到安置，都有一个人相伴，此人是“戌戌六君子”杨锐妻兄孙鸿勋。

(资料图)

刘永福像媒体与黑旗军传奇刘永福为广东钦州（今属广西）人，当咸同内乱之际，曾加入反清队伍，嗣后受清军压迫，率队入越南以求自保。时值法国步步侵略越南，刘永福受越南国王之命起兵抗法，1873年于河内之战击毙法将安邺，1883年纸桥之战击毙法将李威利，名声大噪，历授越南三宣副提督、三宣提督。刘永福有勇有谋，迭获胜绩，颇受越人拥戴，华人更是引以为荣。

黑旗军传奇是近代媒体的产物，如无电报为之传递消息，无报纸为之大力渲染，僻处越南西北的黑旗军不会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。最早传播黑旗军消息的恐怕是香港英文报纸，中文报纸看到刘永福为国人争光，也迅速跟进。“中法战争爆发，港中华文各报，多互制战胜空气，大为社会所欢迎。时有《维新日报》者，尤觉杰出。”（《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》第65页）香港《维新日报》、广州《述报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刊。《述报》同样大肆渲染刘永福、黑旗军，创刊号即刊登刘永福给法军的约战书、《法人述黑旗勇略》等报道，第二天头版登载《安南刘提督告示》。战争催生了媒体，媒体塑造了英雄，两者相得益彰。

《安南刘提督告示》电报对刘永福、黑旗军形象的传播极有帮助。1883年张之洞还在山西巡抚任上，派候补道陈占鳌回广东打探消息，他的战争消息大多得自香港各机构所收电报、香港媒体。10月15日，陈占鳌禀张之洞：“兹于十四日在万安保险公司探得法兵屡为黑旗所败，偿请法廷拨救兵六千。”（《张文襄公（未刊）》电稿》第7册第3049页）万安保险公司的消息，应来自越南方面的电报。12月21日，陈占鳌禀张之洞：“兹于二十二晚在《维新报》馆探得八月十三、四等日，法军及所募土兵共万余名先后由河内起程往攻宣泰……法分为三队，奋勇直至宣泰城外，土垒二座已被法军夺去，前、中二队贪胜争功，冒死攻城。黑旗虽枪炮还击，乃战无多时，竟弃城而遁，法军前、中二队入城据守，已历二日，黑旗并不回攻。忽至夜分，号炮一声震天，黑旗环而攻之，火箭齐施，城中火光烛天，即斩关而入，法军梦中惊觉，仓皇失措，或遭焚毙，或夺路逃命，复为黑旗伏兵所截杀，计前中二队共六七千人，能冲围而出者十不得一，始悟黑旗弃城实以计饵之。……今港中洋人或得电报，或有密函，如出一辙，定为的确。”（《张文襄公（未刊）》电稿》第2册第817-818页）这一场战斗，法军不太可能有六七千人参战，伤亡也不会有如此之多。《维新日报》夸大胜绩，纯粹是从报纸销量考虑。

香港、广州报纸喜欢渲染黑旗军胜绩，塑造刘永福的“偶像”形象，为报纸增加销量。1884年4月，《述报》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一张刘永福照片，大量复制用来发售，每张“一中圆”。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大概10圆，王韬在香港理雅各处助理译书，脩金只有20圆。每张照片1圆，应该说售价很高。凡订阅者，则可免费赠送，这是报纸扩大销量的直接办法。

《述报》告白1884年，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朝廷：“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共事最久，深知其为人，屡与臣言其视财太重、待下寡恩、毫无纪律，恐至覆事。”（《张文襄公（未刊）电稿》第一册第91-92页）得旨：“现在和战局势未定，所有刘永福一军，著该督暂行羁縻，听候谕旨。”刘永福以“客军”驻扎越南，为筹饷百计经营，对钱财锱铢必较是这支军队的生存之道。岑毓英攻击刘永福“视财太重”，未免饱汉不知饿汉饥。8月20日，兵部尚书彭玉麟致函张之洞，认为朝廷对刘永福仅云“加恩录用，仍是虚浮不实，恐不足服刘之心而出死力。弟拟尊处挈敝衔飞电总署代奏，当此用人之际不妨破格，纵不予刘以实缺，似宜立予实衔，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加花翎，以慰刘之心”。彭玉麟还说，朝廷疑刘永福，主要是岑毓英奏折所致，“可不冤哉？”（彭玉麟函，载《张文襄公（未刊）电稿》第5册第1935页）经彭玉麟、张之洞奏请，朝廷才给刘永福“记名提督”的头衔。

停战令的传达

1885年春，中法双方议定停战，黑旗军势必要撤退回国。“福军”归国过程中，时时处处见到杨锐妻兄孙鸿勋的身影。清代官场师生关系十分重要，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赏识的学生，后来有不少人进入其幕府，最著名的是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杨锐，其次则是王秉恩、宋育仁等。

孙鸿勋，字雁臣，四川绵州（今绵阳）人，杨锐妻兄，“短小精悍，工于谋略”，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将其调入尊经书院，乡试不第，“援例以州判投选”。杨锐在张之洞督幕，推荐孙鸿勋才堪任使。（民国《绵阳县志》卷七）1885年初，慈禧太后通过总税务司赫德，指派英国人金登干（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）前往巴黎，与法方签订中法停战简约。停战协定签订后，中方十分棘手的问题是：如何尽快向刘永福传达停战撤军命令？

中法战争停战时的形势是：法国占据澎湖、基隆，冯子材、王孝祺、苏元春诸军驻扎谅山一带，岑毓英率领的滇军、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西北部的馆司、保胜附近，中方两个集团相距甚远。中法双方达成的条件是：法军从基隆、中方从越南撤军后，法国再交还澎湖。驻扎谅山的军队好办，此时广西已开通电报，很快就接到停战令。困难的是岑、刘两军，所处皆崇山峻岭，云南又不通电报，要把朝廷命令传达到，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费时颇久。法方要求在黑旗军离开保胜入中国境之后，方才交还澎湖，这就使刘永福处于尴尬地位。

此次议和，实际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按慈禧授意，指令金登干在巴黎谈判而达成，李鸿章不得与闻，但饱受骂名。赫德与总理衙门磋商，决定派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（F. E. Woodruff）与两广总督所派传令官，从香港乘船出发到河内，再水陆兼程，深入越南西北部，搜索前进，寻找岑毓英、刘永福驻地，以传达停战令。张之洞的传令官就是孙鸿勋；给孙鸿勋当翻译的，是鼎鼎大名的英语学者邝其照。

这次赴越南传达停战令，是充满危险的任务。在停战令到达双方之前，中法军队之间处在交战状态，越南还有很多游击队对中、法都不满，不时打冷枪。

4月21日，吴得禄、孙鸿勋、邝其照一行5名官员，各自带着自己的仆人，从香港登上轮船前往越南。他们在河内与法军首领会面后，中方雇船上溯红水河，寻找滇军、黑旗军驻地。抵达端雄后，他们探悉有华军驻扎在阿琏，相距四十里，派人送信，相约于中间某地点相会，方知华军大营札于馆司，但不披露距离多远，怕法军得到情报偷袭。4月29日，一行抵达浪泊，见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弟弟岑毓宝，次日，孙鸿勋、吴得禄二人乘马携带公文，往馆司见岑毓英传达停战令。孙鸿勋在岑毓英传令完毕后，很快也见到刘永福。

台湾时期的刘永福刘永福归粤刘永福4月底已接到停战、撤军的命令，但要到6月25日才率部撤入云南文山县的南溪，为何迟迟其行？原来，黑旗军长期以越南保胜为基地，有颇多产业要变卖，部属之外，还有阵亡者家属要抚恤，需时颇久。就在刘永福拖延不决的时候，孙鸿勋再次来到刘永福行营劝说，这次走的是广西、云南陆路。

刘永福见到孙鸿勋，提出了几个条件：一、求带旧部三千人入关；二、请给木质关防，以资统率；三、历年军士战殁者家属皆加收养，约有数千家，义难弃之，此项丁口求为安置；四、历年出力伤亡将士，乞张之洞奏请奖恤；五、积年炮械甚多，乞为设法运致；五、保胜险要，拟令其子通判刘成良留守其地，以固滇防。刘永福很多要求都不切实际，孙鸿勋一一加以开道，终让刘永福认清现实，改变主意。比如带回国的兵数，张之洞只含糊答应“五营”；儿子刘成良继续留守保胜的方案，直接被张之洞否决。考虑到大炮等运输困难，刘永福答应将辎重留给云南，作价十万两，岑毓宝口头应承，但在接收之后却没了下文。刘永福将辎重作价“十万两”，等于坐实了岑毓英说他“视财太重”的指控。

张之洞在奏折里面毫不隐讳：“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，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，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。”岑毓英，广西西林人，镇压云南少数民族起义起家，对刘永福早有看法。刘永福对岑毓英也无好感，不愿留在云南。

从民情、地理来说，最合适安置刘永福的省份是两广交界地区，但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对刘永福出身“盗匪”、曾经起兵反清极为反感，担心再出乱子；更为现实的考虑是：养兵十分费钱，而广西一贫如洗，这一支归国的“黑旗军”，每年要消耗广西很多银子，实在供养不起。李秉衡也宣称广西不要这支军队。岑毓英、李秉衡的算盘都很精，他们算准了，好大喜功的张之洞一定会独力担承。

刘永福借口“夫役难雇，途中粮米难购，稍有延候”。他的拖延让朝廷大为不满，函电交驰。一直拖到农历八月初，“福军”才从云南起程，往广西方向开拔，九月间行抵南宁，在此等待朝廷进一步命令。就在“福军”滞留南宁的时候，孙鸿勋又及时赶到。

张之洞自命“八表经营”，就算只是两广总督身份，对这件事关国家脸面的事，也乐意出钱出力。张之洞的考虑是，刘永福多次打败法军，两毙法国名将，若战争结束未有妥善安置，将为法人所笑。他最初拟将“福军”安置在上思、钦州一带，这是从水土这一点考虑，但后来又怕离越南太近，担心黑旗军惹事。刘永福提出在南宁安置，被张之洞否决。张之洞认为南宁“此地滇桂枢纽，商民辐辏，尤非屯兵之所，桂省官民皆不谓便”。

1885年8月9日，张之洞上奏妥筹安置刘永福事宜：“该提到粤之期计已不远，必须及早筹定办法，以期经久无弊。惟朝廷所以处刘永福者，必兼安插、保全、任使三义而有之，乃为周妥，俾该提督得尽其长，而国家得收其用。查安插之地，臣原议欲处以思、钦者，为其乡土所在，且欲资以捍边也。今桂岸通商已许，以永福处此，其部下与越人太习，出入莫禁，声气相通。设越民稍有不靖，必为法人借口，衅隙滋多。臣愚熟思，惟有处之琼州，则一无窒碍，而于海防甚有益，似于安插、保全、任使之道，均尚有合。反复思之，无逾于此。惟望朝廷优异矜全，显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气，而隐以固孤危难守之琼。”张之洞的意见，是将“福军”安置在海南岛。

不久，奉旨批驳：“琼州孤悬海外，选将驻兵诸宜审慎。刘永福到粤后，着张之洞传见，详加察看，将其性情才略究竟何如，所部勇丁是否安静守法，据实电奏，候旨定夺。”朝廷否决了将福军安置于海南的方案，担心刘永福重新造反，海岛易守难攻，让张之洞先行察看再说。

11月7日，张之洞札委孙鸿勋“襄理福军营务”，让他第三次进入“福军”行营，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刘永福，催促“福军”启程。表面上，张之洞说是担心“福军”不熟悉官场习惯，实际上是怕刘永福再度造反，或者部署出现哗变、骚乱。刘永福当然明白朝廷、张之洞的疑虑，一路上对福军约束很严，给沿途官民留下了良好印象。

在朝廷举棋不定的情况下，刘永福先将“家属并部下眷口送至宾州安置”，做出“求田问舍”的姿态，“福军”则在南宁等候消息。张之洞见刘永福已入掌握，随即改变条件，将原答应的“五营”改为“五底营”。清代一营500人，一底营200人，即实际给刘永福带兵1000人，另外亲兵100人，总共只得1100多人。张之洞深知，一离开保胜根据地，“福军”就虎落平阳，这时改变条件，刘永福只有被迫接受。左思右想，思钦方案不妥当，海南方案被朝廷否决，张之洞最终选择把这支军队放在眼皮底下，编入总督直属的督标。他还在广州城内豪贤街尾为刘永福安排了公馆。（1886年1月23日《循环日报》）对照新旧地图，豪贤街尾大概是如今豪贤路小学的位置。

豪贤街尾示意地图“福军”于1886年1月18日从梧州乘船出发，1月26日开抵广州。张之洞在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岗（可能即东郊燕塘）为刘永福修建了军营。1月27日，《循环日报》报道称：“刘渊亭军门……所部已于二十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禅山，星夜分坐拖船及河头船到省，其军兵俱穿天青羽绫及黑色羽纱号褂，内有两广督标福字前后左右营各字样，计其船约有二十馀号。闻军门在天字码头登岸，省中河道及岸上聚观者几如堵墙云。”为安抚刘永福，必须尽快授以总兵实缺。张之洞以李扬陞“年力就衰”为由，让他辞去南澳镇总兵，腾出总兵位置给刘永福。在广州安家后，刘永福在沙河修建了刘氏家庙，离军营不远。刘永福后移任碣石镇总兵，赴台湾帮办军务，乙未抗日保台一役中力战无功，含恨内渡，这是后话。

广州沙河刘氏家庙 康志斌摄孙鸿勋的结局孙鸿勋历尽千辛万苦，三次前往刘永福行营，最终劝服刘永福，伴送到广州安置，实际负责“福军”的改编，使桀骜不驯的“黑旗军”转化为朝廷经制之师，维护了清廷的国家信誉，其功足述。若刘永福这位著名的抗法英雄，归国后未得适当安置，被岑毓英、李秉衡压制而再次起兵返越，中法和约由此无法履行，将给清廷带来极大麻烦。据张之洞事后奏报，孙鸿勋三次历险劝服伴送刘永福，“航海赴越，深入法营，由河内至馆司，传旨者一次；由河内再上至兴化县，被土寇击回者一次，由龙州取道越边，行荒险无人之地，出开化，抵南溪者一次；由粤送饷赴百色，相待送同来者一次；崎岖瘴毒，炮火艰危，由越往者，从人被害，由桂往者，士马多忘，人人皆病，仅乃得达。”

不久，张之洞在海南“剿黎”，派孙鸿勋率领“福军”一部赴海南。在定安岭门，孙鸿勋有滥杀黎人之举，张氏闻讯惊骇，发电报斥责：“初鹰军务便思籍端多杀以为功，此非常之谬，大失本旨。琼功以辟土兴利，抚峒安民为上，不在于多杀人，极须猛省痛改。”1888年张之洞论功行赏，给他一个防城知县署缺，1891年“以乖张任性，并短交代”被两广总督李瀚章革职。孙鸿勋大概又通过张之洞奏请“开复”，李瀚章不给转咨到吏部，遂病死于粤。

像孙鸿勋这样的内地读书人，考不上举人功名，不怕死不怕吃苦，有肆应之才，只能到边疆才能寻找到出路。无论是深入滇桂、越南崇山峻岭，还是海南瘴疠之区，孙鸿勋都毫无惧色，奋勇争先，由此得到张之洞赏识。不过一代天子一朝臣，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张之洞所信任的小官小吏，往往加以排斥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。低阶官员的升降黜陟，往往在大吏一念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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